《道德经》智慧·政权建设的四种状态

[原文]

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悠兮，其贵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“我自然” 。



[通释]



最好的统治，百姓只知晓他的存在；其次的统治，百姓亲近并赞誉他；再次的统治，百姓害怕他；最次的统治，百姓轻视他。在哪里诚信不足，就在哪里产生不信任。悠闲地，他们不轻易发号施令，做好了事情成就了功业，百姓们都认为“我本来就该这样”。



［解读与点评］

本章强调治国要“贵言”而少为，让百姓只知晓有这么一个“官府”。本章实际谈的是统治国家稳固政权的道理。“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”列举了统治者与百姓关系的四种状态。“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”点明被“侮之”的原因。“悠兮，其贵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‘我自然’。”介绍“下知有之”的做法和状态，解释为什么会出现“下知有之”

“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”这里列举的四种状态之间是并列关系。

最好的统治效果，就是百姓只知晓“官府”的存在。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？“悠兮，其贵言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”正是对“太上，下知有之”的诠释。按老子的观点，要达到“下知有之”的境界，就必须“贵言”，少为，乃至“无为”，“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辞”（第二章），“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名有，衣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”（第三十四章），所以“百姓皆谓‘我自然’”。当然，实际上这样的官府是不存在的。相反，古往今来有多少“官府”为了“政绩”刻意而为，伤民、扰民、害民，以显示他的存在。

其次的统治效果，是百姓对统治他们的官府亲近、爱戴而赞誉。老子认为，这个效果只能算“其次”，不如百姓只知晓有政府的存在的“太上”。我到感觉，百姓能发自内心地亲近、爱戴、称誉他们的“领袖”“领导”，哪个“官府”真能达到这样，那是相当高的境界了，好像也很难找到。老子的“太上，下知有之”只是一种理想化的“盛世”，别说老子之时不存在，在老子之前的尧舜之时也不会存在，在老子之后，已经成为历史的大治时代也不存在，因为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让民众无视自己的存在。“亲而誉之”的统治事实上应该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能保持这种常态，“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”（第五十九章）。

再次的统治是百姓慑于严酷的统治对“官府”惧怕。使民“畏之”的统治，也算得上一种稳定的统治，但这种“畏之”一定要建立在威信的基础上。如果“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：无狎其所居，无厌其所生”，就会出现对抗。（第七十二章）“威”是统治权威，是百姓对权力的敬畏；“信”是统治者的诚信度，是百姓的信服度。惧怕而服，不是发自内心的服；只有“威”而失去了“信”的“畏之”发展结果必然是“侮之”；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“道路以目”，“莫敢言”的局面；再发展下去，就会洪水决堤。

最次的统治是百姓对统治者侮之，其表现是由轻视到诋毁、谩骂，再到想方设法削弱统治。如果达到这种程度，统治者就将难以维持统治。

最次的统治是怎样形成的？“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”似乎给出了答案：不信任是怎么产生的，是诚信不足。这主要是针对最次的标准。上信不足，下则侮之。正如王弼点评的那样：“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，辅物失真则疵衅作。信不足焉，则有不信，此自然之道也。”大道废，国家昏乱，必然招致“侮之”。因为没有了“仁义”就会丧失“道德”，丧失“诚信”，因为统治者昏乱，正臣难做，便没人做正臣，必使统治偏离正道，必然招致“侮之”。

“太上”“其次”“其次”“其次”，在排列下来的百姓对统治者的态度中，最次的是“侮之”，之所以“侮之”，是因为“有不信焉”，“有不信焉”的原因正是“信不足焉”。“信不足焉”——在哪里出现诚信不够，“有不信焉”——就会在哪里出现不信任。统治者不讲信誉，他的统治就会出现信任危机，进而被“侮之”。

“下知有之”“亲而誉之”“畏之”“侮之”是政权建设的四种状态，也是政权建设的四个层次。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，要达到纯粹的“下知有之”的政权建设是不可能的了，要达到绝对的“亲而誉之”也是不可能的，但朝介于“下知有之”“亲而誉之”之间的境界努力还是对的。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就要借鉴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施政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在取信于民的基础上得到人民拥戴，实现“亲而誉之”；在服务人民基础上实现“下知有之”。

我觉得本章谈论的重点表面上是“贵言”，实则“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”更具有针对性。《道德经》强调了“信”，多处涉及到了“诚信”。

尧舜之时，乃至老子之时，统治者很难与百姓对面沟通，传播政令还得靠负版，靠木铎，靠布告。当今已经是传媒时代，统治者能够与百姓直接沟通，直接对话。信息社会，“信”显得尤为重要。要取信于民，一定要做到自身守信。如果统治者失信，必然招致百姓唾弃。